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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问题:中国思维的核心构成

作者:邢云超 阅读量:16777215 发布时间:2021-08-30 08:44:44

虽然中国人口规模惯性减弱,生育水平压力加大,人口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及对粮食供给关系谨慎乐观,但未来15年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仍有较大回旋空间。

围绕人口问题,中国各阶层各领域近期掀起了地产、教育及生育风暴。新华社一度报道,2020年11月1日零时启动的重大国情国力调查及全国人口数量、教育程度、结构分布及城乡住房等方面的统计,将为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和政策体系、促进人口均衡发展、推动经济高质量提升及十四五(2021年到2025年)规划编制,提供科学准确的统计信息支持。

未来15年,中国人口发展进入深度转型阶段。保障人口增长、改善人口结构、提高人口素质、确保人口安全及应对人口老龄化,对构建人口政策体系、发挥人口对社会经济动能及延续人口势能优势,具有深远历史意义。

5月11日,中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出笼。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在回应网民问题时表示,此次普查遗漏登记率仅为万分之五,低于国际标准,数据真实可信。英国《金融时报》报道,中国总人口为50多年来首降;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研究员麦迪逊认为,数字“难产”或不符合预期;经济学家哈瑞-丹特则认同,中国人口下降或最终压垮中国房产。

有政府智囊分析说,人口数据可能令各国对中国经济评估与外交战略有所调整。中国实际生育率可能被高估的部分原因,在于“中国财政依靠人口数字决定预算,地方政府为拿到更多资源或会虚构人口数字”。

深圳4月份统计公报,深圳全市小学招生人数下降了6.5%;2020年中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属于联合国报告通称的“极低生育率”;22岁到35岁育龄高峰女性在未来10年比现在减少30%以上。央行“十四五期间我国潜在产出和增长动力测算研究”认为,随着中国人口红利持续消退,劳动力数量对经济增长贡献进一步下降。人口数量压力和结构挑战并存,十四五后可能出现负增长。

中国各地老龄化现象凸显。上海户籍人口老龄化逾40%。劳力资源和人口红利虽然存在,“银发经济”依然可期,然而,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蔡昉指出,人口问题与经济发展联系密切,人口峰值的到来料对经济需求侧产生影响。

中国消费动力不足,除老年人消费能力及意愿弱化,消费主力因老人赡养及子女抚育压力加大同步下降。经济学人智库中国首席分析师苏月表示,如若人口结构问题对需求侧产生负效应,不能科学评估和提前因应,中国经济发展目标当受冲击,“民族复兴进程或延滞”。

人口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性、长期性和关键性因素。老龄化是全球不可逆转的动态过程,也是中国基本国情。

虽然人力资源与人口红利优势逐渐式微,但以人为本的多项外围问题及其衍生的地产、教育及卫生等相关举措密集出台,不仅针对资本回归消费的引导,而且着眼复原教育生态、消弭社会焦虑、缓解民生压力和肢解抑制社会经济发展的完整链条。

生育的隐形因素

抑制生育增长的因素复杂多样,既客观又主观,既有形又隐形。首先,中国育龄女性数量减少,结婚人数占比下滑及婚育年龄推迟,致使具备生育条件的人数减少是客观事实。抚养和教育子女成本窜升、经济压力倍增,已经成为育龄妇女不打算再生育的首要原因。养育成本、时间成本、个人发展及新生代在尊老爱老、赡养老人方面的不尽责,令育龄妇女失去动力和降低意愿。

其次,改革开放以来,西方思潮的渗入,个人主义及个性化发展是婚龄不婚,育龄不育之源。随着物质文明进步,生活条件提高和女性进入劳动市场,财务自由、精神独立和自我中心成为一代青年的主流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电子时代的快速到来,人工智能的深度参以及通信网络的不断升级,在改善人类生活、提升精神文明的同时,为年轻人不婚不育,甚至疲于恋爱孕育了条件。

再次,财富的聚集、资本的积累和社会阶层的分化,为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制造了温床。不管农村还是城市,新富还是草根,重物质轻感情,拼条件,讲交换,成为时尚。在现实社会中,闪婚闪离已不鲜见,利益一旦失衡,婚姻稳定性难以保障,生育安全感随之骤降。

2020年中国婚姻调查显示,90后离婚率高达56.7%。2019年民政部门统计,天津离结比高达72.52,冠居全国,其次是东三省,由此折射出长期低生育率之内在逻辑。

依照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5年修订版”,全球人口总量在2030年将上升至85亿,2050年接近100亿。虽然发展中国家人口处于上升阶段,但中国相对占比持续下降。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去年中国总和生育率为1.3,生育观念、养育成本及婚育时间直接对其产生动态影响。十四五期间生育水平的升降涉及多种综合因素,多维机制综合并用则不可避免。

7月15日“关于人口转型的认识和应对之策”倡导全面放开生育。有学者提议生育与保障房养老金挂钩,让生孩子与资本相提并论,使之成为有意义之事。但有学者并不认同放开生育政策一定会实现人口增长目标,甚至悲观地认为,“掉进低生育率陷阱似乎是社会发展的终极宿命”。

减免中产税费,鼓励育龄女性职业发展,增加基础教育学位,改革中小学教育及改善养老配套措施或是可行之举。善用现有人口资源、加大科技创新及推进人工智能,或起辅助作用。

虽然中国人口规模惯性减弱,生育水平压力加大,人口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及对粮食供给关系谨慎乐观,但未来15年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仍有较大回旋空间。健全生育政策调控机制,合理配置公共资源,加强人口与经济良性互动,有效利用国际人才,推动人口与社会和谐发展,搭起中长期制度框架,完善并实施综合决策机制,是人口战略之核心构建。强化人口数据支撑,实施人口预报及科学评估经济增长,又是实施人口均衡发展之基础。

处于第一和第二次人口转变叠加和婚育观念代际落差快速拉大的阶段,动态监测人口趋向,辩证地分析百年来中国人口对于人口实践在不同时期的影响,实现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互映照。

纵深多主体参与及多机制配套的政策框架和战略构建,或有望避免政策走偏锋引起民意反弹和社会动荡,从而实现婚育水平在10年内抬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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